瑞金的紅色預演

來源:解放軍報作者:賈 永責任編輯:張思遠
2019-06-18 02:40

瑞金的紅色預演

■賈 永

毛澤東曾說,這是一個國家的雛形,麻雀雖小,肝膽齊全。斯諾曾寫道,在沒有港口、沒有碼頭、沒有鐵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個共和國,這是建國中的奇跡!歷史學家評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一次偉大預演。

“瑞金城外有個小村莊,名叫沙洲壩。”在中國,估計很少有人不知道瑞金。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課文,早已經讓這座贛南小城家喻戶曉。不過,當你走進瑞金才會發現,這座曾經的紅色之都珍藏著太多的紅色故事。

來到這一當年的全國蘇區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發現:以瑞金為首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今天以北京為首都的人民共和國的雛形和前身。有意思的是,瑞金在成為“紅色之都”之后,也曾一度更名為“瑞京”。

瑞金城外古樹掩映的葉坪,便是當年臨時中央政府的辦公地。外交部、勞動部、財政部、教育部……當今國家的許多領導機關和政府部門,都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的“根”。葉坪紅軍廣場的格局,仿佛就是濃縮了的天安門廣場:不僅有紅軍閱兵臺,而且還有紅軍烈士紀念塔……

1931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標志紅色政權誕生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葉坪謝氏祠堂召開。如今,這座始建于明代的客家建筑還完好地保存著,里面的陳設仍按當年“一蘇大會”時的樣子擺放。主席臺上,繡有鐮刀鐵錘的紅旗鮮艷奪目,兩側的對聯分別寫著:學習過去蘇維埃運動的經驗;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群眾工作。上方懸掛的條幅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當年,就是在這座“人民大會堂”里,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紅軍部隊以及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共610位代表,行使了自己的神圣權力——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經剛剛誕生的紅色中華通訊社向世界宣稱:紅色政權的一切權力屬于工農兵及一切勞動群眾。

1930年10月10日,雙十節。蔣介石在南京發表《告父老文告》,將“肅清共匪”列為將要施行的治理國政“五項政治措施”之首。從當年11月至次年秋,國民黨接連對位于贛南的中央根據地發起了三次“圍剿”。盡管這些“圍剿”被紅軍粉碎,但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中央蘇區周圍仍駐扎著幾十萬國民黨正規軍。毛澤東斷定,蔣介石絕不甘心讓一個與他對立的政權在眼皮底下成立。為防空襲,謝氏祠堂和檢閱臺披上了偽裝,蘇區中央局駐地的古樟樹下挖了防空洞,還在長汀城郊設了假會場。

果然,上午8時,慶祝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閱兵典禮剛剛結束,一陣悶雷似的隆隆聲就從北方天空滾過來,幾架涂著青天白日標志的國民黨轟炸機,朝瑞金城低空飛來,見城內城外空曠無人,只好把一顆顆炸彈盲目向下扔去——直到今天,毛澤東舊居旁的大樹干上,還嵌有一枚未爆炸的啞彈。

新生的紅色政權一切都按照建立一個國家來設計。早在一年前,秘密設在上海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就開始為“一蘇大會”起草相關文件;共產國際遠東局緊接著又為大會起草了《土地法》《勞動法》《經濟政策》和蘇維埃組織法、軍事訓令等,但是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還沒有著落。毛澤東、任弼時立即電告中央尋找法律專家,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過的梁柏臺很快從長汀來到葉坪,投入到幾個法律的起草之中。11月5日,中共中央發來“關于憲法原則要點”的第七號電——從上海送來的文件,用密寫藥水寫在書籍或白襯衣里,還要用顯影藥水顯影,再抄到紙上翻印。直到11月13日大會主席團舉行第二次會議時,梁柏臺根據黨中央從上海發來的憲法原則要點起草了“蘇維埃憲法大綱”,提交大會討論通過。

誰來當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開國元首?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在上海討論過這一問題。據說,有人提議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擔任。黨內最高領導人擔任共產黨創建的紅色政權的元首似乎也順理成章,但是有人指出向忠發不在蘇區,不便擔任這一職務。不過,會議認為:不論誰擔任這一職務,都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大家公認,只有親自創建并領導了中央蘇區的毛澤東才具備這兩項基本條件。會后,中共中央將毛澤東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提議報請共產國際遠東局。遠東局表示同意后又報莫斯科,很快得到了批準。

11月20日,“一蘇大會”結束。7天之后,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葉坪的一片小樹林里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和當時在鄂豫皖蘇區的張國燾為副主席;同時選舉毛澤東任相當于總理的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由此,毛澤東第一次走上管理全國紅色政權政務的崗位,“毛主席”這一稱呼也從此叫響。

小小的瑞金,聚集了共產黨眾多精英。從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內閣成員中,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熟悉的名字:外交人民委員王稼祥、軍事人民委員朱德、勞動人民委員項英、土地人民委員張鼎丞、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內務人民委員周以栗、工農檢查人民委員何叔衡、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司法人民委員張國燾和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不能到職視事,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梁柏臺暫時主持司法部工作;徐特立代理教育人民委員,主持教育部工作。

毛澤東說:盡管我們這個新生的國家還很幼稚,像一只羽毛未豐的小鳥,但是麻雀雖小,肝膽俱全,各個部委設置該有都有。我們過去握鋤頭把子,扛槍桿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

在由63人當選的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中,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14年后他們一同在黨的“七大”上被選為五大書記,18年后的10月1日又一同登上天安門城樓;被任命的軍委委員有朱德、彭德懷、賀龍、徐向前、葉劍英等,24年后,他們一起成了共和國的元帥。

沿著謝氏祠堂內的兩側墻壁,用木板隔成了僅容一桌一床的15個小房間,這就是當年蘇維埃共和國各部委的辦公室。毛澤東曾對各部領導人說:我們的辦公室是小了點,其實,我們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記得唐代劉禹錫的《陋室銘》吧,室雅何須大。辦公室有張辦公桌就行。我們的辦公室,主要應該在田間地頭、在軍隊戰場、在實際工作中,那才是我們真正的辦公室。在我們蘇維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只有革命的實際工作者,容不得官僚主義。

中央政府總務廳專門下發通知,要求注意節約。比如點油燈,國家領導人一級辦公規定點三根燈芯,部一級點兩根,一般的單位只能點一根燈芯。毛澤東帶頭執行這些規定,每當看到油燈里有三根燈芯,總是要弄滅一根。

1933年12月1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還發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訓令明確規定:凡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利用職位貪污公款以圖私利,款額在500元以上者,即處以死刑;500元以下者,依款額多少分別處以5年以下的監禁和半年以下的強迫勞動,同時沒收其本人全部或部分家產,并追回贓款。

紅色政權創建之初,便開始了監督國家機關官僚腐化、貪污浪費、消極怠工等現象的群眾運動。國家工農檢察部還特意組織了反腐敗突擊隊和反腐敗群眾法庭,讓一切有損公仆形象的行為隨時曝光。年輕的人民政權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個月,“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二十六路軍1.7萬余人舉行起義,使中央蘇區的武裝力量猛增到6.7萬人。

毛澤東在紅色之都寫下了一系列光輝著作,其中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就有4篇:《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正的銅墻鐵壁是群眾”“只有動員、依靠群眾才能進行革命戰爭”“即使在革命戰爭環境中也有必要和可能進行經濟建設”“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等經典之論,就是在這些著作中首次闡述的。

然而,毛澤東的這些重要思想卻沒有被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所重視。事實上,這位從山溝里走出的布衣先生所提出的“武裝割據理論”以及他和戰友們在贛南紅土地上的成功實踐,一直被吃過洋面包的中央領導人視為另類。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前兩天所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會也就是“贛南會議”上,有人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正確領導。一年之后的寧都會議,又排斥毛澤東對軍事的正確領導。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長汀福音醫院治療的毛澤東被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實際上撤銷了軍事領導職務,失去了對自己親手創建的這支隊伍的直接領導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僅僅3個月后,曾口口聲聲斥責毛澤東的主張為“山上的蘇維埃的理論”的臨時中央便在大城市無法立足,不得不從上海秘密搬到瑞金。博古等人的到來使毛澤東的日子更不好過,借批判所謂“羅明路線”,博古等人把矛頭直指毛澤東——這位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被完全架空。福建的譚震林、張鼎丞、陳潭秋、李堅真,江西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一大批擁護和支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蘇區干部遭到無情批判和殘酷打擊。

1933年10月,一艘貨運小船把一個德國人偷偷運進中央蘇區。盡管這位名叫奧托·布勞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于軍事又不懂中國實際,但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卻把他奉若神明,把指揮大權拱手相讓。正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這位洋顧問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使得紅軍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后一敗再敗,氣得彭德懷大罵“崽賣爺田不心疼”。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根據地,由鼎盛時期的幾十個縣銳減到只剩下瑞金、于都、會昌等三四個縣——以黨、政、軍為一體的戰略轉移已成定局。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雖然,隨著長征的開始,曾經紅紅火火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失去固定的版圖,成為“馬背上的共和國”,然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贛南紅土地創建紅色政權的實踐,無疑是新中國成立前的一次偉大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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